2022年11月某日晚，居住于郑州市金水区的当事人入户门及墙体被身份不明人员严重损坏，该当事人报警寻求帮助无果，遂委托笔者提起行政诉讼，追究郑州市公安局金水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之责任。

人们之所以对胡鑫宇案存有质疑，源于程序的缺失，源在于之前无数事件中公信力的丧失，源于不优先畅通公开渠道却一味打击所谓“谣言”。公权力存在的必要，是为公众谋利，而非压迫；政府的职能首先是服务，而不是管理。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感受得到的方式实现。

朱征夫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认为，寻衅滋事罪的存在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惩治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对于一些无故寻衅、滋事，情节严重的行为，有一定惩戒价值。

四川宜宾男子在自家鱼塘里电鱼，拍了视频发在网上，被网友举报，宜宾公安就把电鱼的小伙子给抓了，给予行政处罚500元。在舆论的关注下，宜宾警方作出撤销处罚决定。

服刑期间，监狱的管教发现“傻子”的真实姓名是李四强，这一“乌龙”被上报后，李四强没有获得自由，法院调查后，裁定他冒用“刘西文”身份参与了汕头抢劫案，随后将判决中的“刘西文”更正为“李四强”，“傻子”继续在狱中服刑。

少捕慎诉慎押是针对轻罪的，行政拘留虽然不是针对犯罪，但是它和轻罪很类似，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案件能够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能够普惠于所有人。

冤假错案多源于刑讯逼供。所以，我国刑事法律明确宣示严禁刑讯逼供和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而且通过强制措施羁押的适用条件、羁押场所以及非法证据排除、追究行为人国法党纪责任等，力求实现人权保障和惩罚犯罪的刑罚目的。

2023年1月12日，新会区法院做出重审判决，认定贪污罪指控不成立，吴运胜不构成贪污罪。蒙冤两年之久的冤案终于得以昭雪，吴运胜终于可以给关心他的朋友们一个交代，并向原单位和社会宣告：“我没有贪污！”

社会责任最主要的承担者是政府，政府的责任就是自己依法行政，做一个法制化的政府。政府说话是一定要算数的，而且是一定要照顾老百姓利益的，这不仅仅是服务某一个集团利益。

所谓“公平”补偿，其中就包含“一把尺子量到底”的意思，倘若多给的太多，这背后就有可能存在一些说不清楚的事情。这也就是为什么分户补偿结果需依法公示，并可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查询的原因。

多家央媒在解读“呼格吉勒图冤案”成因时，援引法学家的话称：“警方在刑侦阶段对嫌疑人呼格吉勒图残忍的刑讯逼供，毫无疑问是这起冤案的源头和罪恶开端。”当地媒体在案发之后的公开报道显示，呼格吉勒图被错抓之后，时任新城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冯志明和刑警队长刘旭多次审讯年仅18岁的报案人呼格吉勒图。

岳雨婷告诉北青深一度记者，有证据证明，因她的举报并提供线索，除刘欣、孙洁之外，昆明公安系统还至少查获了4名“3.15”专案组警察有敲诈、索贿的事实。她希望合议庭依法调取相关案件材料，以证明她的立功程度。

曹春生在庭上的辩解是：听说自己要被强拆，急忙驾车回来，遇保安围堵，无路可逃，彼时前挡风玻璃已被砸坏了，情急之下掏出折叠刀下车，旋被七、八人围住拳打脚踢，遂拿折叠刀比划了几下，当时并未知道刀碰到人。

12月28日上午10点，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对包工头“偷拍法院副院长打麻将”敲诈案一审宣判，被告人易真武无罪。宣判后，易真武告诉“法度law”：“国家赔偿的事情等段时间再说吧，这两天还没有想这个事情。”

民事诉讼在官司取得胜诉判决后，一般会面临强制执行的问题，尤其是遇到“老赖”的情况，往往一个被执行人要承担来自多方的债权债务，这种情况极为普遍，而被执行人的财产往往又不足以偿还全部的债务，在执行阶段或者在诉讼阶段，法院会依当事人的申请或职权对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进行查封。

陈莲香与他人一起贩卖的儿童中，曾经有一人被陈莲香同伙扔进河里淹死，另有二人病死，这些情况没有从重处罚。

当一个人面对国家机器的时候，他的人权自卫能力是非常虚弱的。有效地保证他的人权，尤其是辩解、证明自己无罪的权利，是防止冤错的重要途径。

近三年来，“亮码”“扫码”成为生活常态，“黄码”“红码”“弹窗”也成为很多人焦虑不安的生活体验，今后无疑也将成为最深刻的全民集体恐怖记忆。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级主任科员汤建伟痴迷炒股，通过融资杠杆借钱炒股，投资失败导致巨额亏损。为了还债，其从向亲友、同学、同事借钱开始，一步步发展到向管理服务对象、普通群众、小贷公司借钱，最后走上贪腐和诈骗不归路，总涉案金额达到4000余万元

目前，河某与申通公司间关于是否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的争议尚未有结论。这起案例暴露的“去劳动关系”问题，具有社会关注的普遍意义。作为多家企业的法律顾问，我代理该案也希望能在更大维度上促进与维护企业与劳动者间利益平衡。

在严肃的庭审过程中，四川成都新都区人民法院的法官竟对一方律师辱骂：“你等于放屁”。

李某雪的质疑，也是公众的疑问。尤其涉及收治程序上，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通报不能一笔带过，而应给予更详细的回答。如此，人们方相信，公民的人身权利能够得到法律的保障。

谭修义被指杀害一家三口，被判死缓。在服刑29年后，于2022年10月20日刑满释放。而在其释放前，该案被最高检抗诉认为原审判决事实不清，最高法指令再审。12月20日，收到无罪判决书后，谭修义心情很激动。他表示，压在心底的那块大石头终于落地。

实事求是始终是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灵魂，有错就改不会伤害党和国家的形象，知错不改、错上加错才真正是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大忌，才真正会破坏党和政府特别是司法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权威和公信。

甘肃陇南市一位女青年被害，其男友郭尚仁成为犯罪嫌疑人。案件因事实不清被发回重审，郭尚仁既没被判有罪，也没被宣告无罪，成了“挂”在案件中的人。

2022年12月14日晚上九点左右，河南郑州惠济区金达路花园北路路口停放一辆工程车，车钥匙没有拔下来，一个人爬进驾驶室，开始原地操控机械臂转圈搞破坏，造成一人死亡，多辆汽车损坏，警察到达后，劝说无效，开枪将肇事者击毙。

福建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在对黄玉林霸占莆田市松立服饰有限公司（下称“松立公司”）土地一案的强制执行过程中，欺骗申请执行人松立公司，进行虚假执行、虚假结案，从而导致松立公司获得的法院生效判决成了废纸一张。

江苏扬州市政府本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共财政资金，尤其其中还包含着被称为老百姓的救命钱的医保资金，就这么被血盆大口鲸吞，流入魑魅魍魉的腰包？！

辩护律师到法院去查阅讯问录音录像，每天只能根据法院的作息时间及法院工作人员的安排进行查阅。通常有多个案件在办的律师，显然不可能有充分时间去法院全面查阅、观看讯问录音录像。

机械司法，既非一法律术语，亦非一法学概念，它是人们对一种司法风格带有贬义的称呼，这种司法风格表现为不会深入思考、仔细论证，只看法条字面表述，就生搬硬套适用于个案事实，导致司法决定名实背离。

关于辩护律师能否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家属（近亲属）提供案卷材料，很多律师对这个问题没有搞懂，要么根本就没研究，要么理解错误或者认识模糊。

从违法层面来说，紧急救助行为给违法犯罪造成损害的，救助人更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从责任层面来说，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实施的紧急救助行为，因为缺乏期待可能性，而不可能承担民事责任。

“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连日来，有多起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案例被媒体报道，引起民众广泛讨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是1997年《刑法》规定的罪名，2021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其进行了修正。

口袋罪的最大特点是法条的文字表述上包含诸多异质的、不同类型的行为，因而形成了类推解释的契机，导致对不构成犯罪的行为或者构成其他犯罪的行为也误用口袋罪的规定。口袋罪的形成虽然源于刑事立法的缺陷，但主要原因是司法实践的滥用。

我们常说的“被抓”一般是指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刑事诉讼法中的拘留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在侦查过程中，遇到法定的紧急情况时，对于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所采取的临时剥夺其人身自由的强制方法。

近日，山东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在判决书后附上的一份“上诉风险提示书”在网上引起强烈关注，被指在阻挠、干扰当事人上诉。尤其是提示书中的“二审案件发回重审、改判率大约5%左右”“共读一本法律书的法官，一般不会出现较大的偏差和误差”等表述也引起巨大的争议。

冤案当事者坚持伸冤，是为了获得一份内心的安宁。而我们支持这些当事人坚定地去伸冤，获得公平公正的待遇，其实也是为了保护我们每一个人。所以点点滴滴的努力和进步，都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幸福。

只靠刑讯逼供得来的口供、辨认笔录定杀人罪、判死刑，唯一的直接证据只有一名放火盗窃惯犯、六出七进的狱侦耳目巴成发“听说”的证言。其来源明显虚假，何时何地“听说”含糊不清，签名由办案人员代签，看守所未提交任何依法应当制作的线索笔录、监控录像。

承包地面临征收，在补偿没谈拢、未进行安置的情况下，征收方直接对百姓的房屋进行强拆，对土地上的青苗、树木予以强推。面对这一堆“废墟”，被征收人如何应对？应该诉谁？